河湟文化圈的形成与河湟文化特征
河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河湟一词即黄河、湟水流域。其地理范围包括今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今西宁四区三县、海东以及海南、黄南等部分沿河区域。汉代，霍去病西击匈奴，在此设立西平亭，为有确切文字记载之始，始称湟中。又因其族属，称为羌中。其文化圈所处位置，在中原文化圈与吐藩文化圈、西域文化圈的交界地带。
作为历史概念的河湟文化其早期为羌戎文化，应该说，它早期所体现的文化属性带有明显的原始部落文化色彩。其社会组织形式兼有父系氏族社会形态和母系氏族社会形态。其生产方式本因气候变冷由农业经济正急速转向牧业经济。然而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大量进入特别是汉民族的迁入后，停止了这种转化，出现了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相并存的格局。我们从与夏商周同一时期的羌戎文化的重要文化遗存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中可以看出，其文化特征所体现的审美情趣已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性。由于受典型青海高原地貌、气候条件、相对贫乏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组成的特殊生态环境的影响，河湟居民强烈的生存需求，使其固有自强和自我意识，驾驭和征服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是河湟人内在气质的核心，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充满生气活力，不拘一格、刚毅、豪放的性格。在河湟出土的不同于陇右的彩陶纹饰中明显感觉到这一特点。与此同时，农牧经济形态的转化，直接形成了其农业文化所体现的循规蹈矩、保守念旧、容易满足的双重性格的另一面。在以后的历史中，当牧业经济占统治时，表现为刚毅豪放；当农业经济占主导时，则表现的保守念旧、容易满足。可见，受自然环境变化影响的河湟文化，充分表现出它的复杂的特征。进入汉代，赵充国的屯田，使河湟加紧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汉族作为移民大规模进入河湟流域，与当地民族进行了生产生活的交流，而东部通道的开通，使河湟成为联系东西的重要交接点。小月氏、匈奴、鲜卑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在此扩散、交流、融合，成为河湟文化的又一鼎盛时期。河湟文化体现出交融与和谐，呈现出渗透性和包容性特征。在这里，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起初是在浅层互动系统，进而有组织联系进入社会系统，扩展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联系，这既是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需求，又体现了共同需求和共同的利益。民族间的交往与渗透，有时是和平的，有时却异常艰辛，有时甚至是民族大迁徙与民族消亡的不幸。秦汉时居于今内蒙古东北额尔古纳河以南今辽宁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的鲜卑族，臣服于匈奴，以游牧为生。东汉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为东汉耿夔击败西迁后，鲜卑逐渐壮大起来，占据了漠北广大地区，未能迁走的10余万匈奴皆为鲜卑吸收。从此，鲜卑成为继匈奴之后的一个北方强大的民族。桓帝时，鲜卑各部为檀石槐统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集团，分东、中、西三部陆续向南推进。“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檀石槐死后，军事联盟瓦解。魏晋时，鲜卑族分裂为若干个部落，东部主要是宇文部和慕容部，西部主要是拓拔部(秃发部)和乞伏部。拓拔部一部在匹孤的带领下，逐步西迁至河西走廊及河湟流域。与当地羌汉各族杂居，建立了南凉。立国18载，被西秦灭亡。在南凉亡国不久，原属辽东慕容部一部的吐谷浑西迁河湟，灭西秦，建立了强大的吐谷浑国。《旧唐书.西戎.吐谷浑传》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313年)，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663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或许他们的历史应该结束了，然而，丧失统治地位的鲜卑族并未沉沦，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加上他们在经济生活、文化风俗以及民族心理诸多方面受到河湟其他民族与文化的影响，吸收、融汇河湟其他民族成分和文化，它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和更具本土性的特征。通过鲜卑族－－土族演变史，我们看到河湟不同民族交往，不仅是和平，还有血雨腥风，但民族和解是主要的，更是大势所趋，他们因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利益，最终联接在了一起。河湟地区的民族交往史证明，不同地区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相互交流与影响，形成了相互的认同和理解，与此同时，通过民族间的交往凝成的不同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对中原文化的情感，又维系着历史上国家与外域的关系，维系着逐渐发展起来的内地与高原的联系，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因此，不难理解，所谓渗透是指河湟地区文化精神的渗透；所谓包容就是指河湟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海纳百川般的气度，以及它对各种文化的吸收与接纳。
其次，此时的河湟文化特征还在于其创新性与延续性。河湟人民是富有创造活力的人民，在昆仑神话中，已透发着勃勃创造活力，那绚丽夺目的岩画艺术、彩陶艺术、壁画艺术、彩绘艺术，更是河湟文化充满创造力的象征。
每当夏季，草长莺飞的时候，你涉步在充满柔情密意的河湟“花儿”会上，跳起土族优美的安召舞、藏族热情奔放的热巴舞，听到悠扬的"拉伊"，深情的回族宴席曲、如泣如诉的龙头琴声，观赏散发着泥土味的社火表演、绚丽多姿的酥油花、技艺精湛的热贡绘画雕塑艺术，参加竞技激烈的射箭、赛马、摔交、那达慕，你会为青海各族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所感动。或许，正是这种创造精神，才使河湟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才使河湟文化独具特色。当中原混战时，河湟接纳背井离乡的人民，才有了河湟文化的丰富性，当西藏灭佛时，河湟接纳了受难的僧人，才有了高原佛教的复兴。虽然河湟原民如羌戎、匈奴、鲜卑在历史的进程中融合与其他民族，但其文化性格和品质却至今仍记录在我们的性格中，那西王母的热情、那羌戎的宽容、那鲜卑的忠勇每时每刻都激荡我们心胸。或许，民俗往往反映的是在一定经济环境下该地方独特的精神风貌、群体性格，以及当地的文化素质和文化类型。河湟古老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无一不渗透到河湟民俗民风之中。围绕古老农牧业社会的生产力和特殊的物质生活环境，河湟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天象水文、气候时令、畜牧饲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客观经验所构成的地域性的生态循环知识系统，并且由于受自然环境周期性影响而产生的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民俗事项和相关行为语言和情感活动，它由河湟各民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被河湟人代代享用和传承，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些民间谚语，如“人和能办事，水合能移山”、“怕乌鸦登枝，就别上树”、“一根筷子易折，十根筷子难断”、“只有不快的斧子，没有劈不开的柴”、“镜子歪，照不出好影子”......都是哲理的明珠，经验的结晶，寓意深刻，富有教益。这些约定俗成的民俗事项和行为语言和情感活动，千百年来规范着河湟人的道德和行为，体现的正是河湟文化所具有的吸纳能力和延续性。
明清时期中国汉文化圈在长期扩疆拓土和域内空间分异缩小的过程中趋于定型，作为地域文化的河湟文化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更多的表现出文化的趋同性，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形成了普遍的认同，此时域内文化的交流扩大了河湟文化的丰富性，但整体已趋稳定，与周边文化的吸引力缩小，开始表现为河湟文化的封闭性，河湟文化完全定型。
纵观河湟文化五千年，河湟文化作为黄河文明，在人类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并在中国早期文化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华夏文化发展为汉文化并形成汉文化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河湟文化始终伴随汉文化的扩散吸引而趋同；又因人口流动、民族迁移、统一与分裂的波动而趋异。河湟文化处西藏与内地之间，依赖地域之便，东与中原文化唇齿相依，使汉文化得以流传发展，又因地处中西要道，使得东西方文化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可见，河湟作为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而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与藏文化相比较，它具有更多汉文化的特征，与中原文化相比较，它又更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分。河湟文化联系两方又自成体系，一旦具备适宜文化发展的条件，各种形式的文化都可能在这里发芽，这种文化优势，既促进了河湟文化的发展，又为民族文化的交融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所以河湟文化带有复杂的民族色彩和过渡性特征，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
《中国土族》
《江河源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