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先后连载于《青海日报》、《雪莲》、《西海商报》等报刊杂志

海南州同德县位于黄河上游玛曲段,黄河蜿蜓蛇行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尕连峡(班多峡)之后折西行,流速因而延缓下来,在此留下了一片较大的冲积台地。台地海拔2680米,年平均气温4-6度,年降水量250-300毫米,气候温暖,水利条件优越。村民们以农业种植为主,兼营小规模畜牧业,是同德县仅有的小麦主产区。每当夏季,在附近的冲沟中,村民们时常发现被洪水冲出的尸骨和彩陶残片。团结村、班多村和卡力岗村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他们并不知道这里藏着一个后来令世人吃惊的秘密。

   兔儿滩的原始墓葬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团结村农民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偶然发现了大量的人,动物的尸骨和彩陶,这一情况上报了有关部门,但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并未能引起多大的重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村民们将这些尸骨和彩陶碎片遗弃于田角和河中。
    时光荏苒,1983年,省文物考古队来到了团结村,他们对团结村兔儿滩周围的墓葬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在这次发掘中,清理出圆型土窑一座,直径约80厘米,深40厘米,窑顶及东边部分被洪水冲毁,窑底铺有河卵石,窑内有6件未出窑的陶罐和一些木炭,窑口、火膛、烟囱塌毁不清。还清理出墓葬2处,相隔80厘米。其中一座宽100厘米,深 124厘米,内葬一仰身直体成年女性,头向东,下肢小腿被水冲走,随葬器物集中放置在头向的上部,共计11件陶器;另一座长185厘米、宽100厘米、深140厘米,内葬一青年,骨架因碰动显得凌乱,随葬品有4个陶罐,放置在头向的上部。
   这次试探发掘共出土文物25件,其中陶壶8个、陶碗3个、陶罐14个。这些文物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泥质红陶器,共4件,陶质细腻,呈砖红色,泥条盘筑手制彩绘;一类为夹砂粗红陶系,共21件,陶质坚硬,火候高,胎壁薄,其中5件带有黑彩。虽然它们的胎质不同,制形各异,但造型均匀对称,饰纹和谐统一,证明属半山型早期,不仅有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分工,而且具有通过感觉来反映自然的高超手工和技艺,为研究黄河上游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
   1986年7月,兔儿滩遗址作为发现的黄河上游位置最西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舞蹈纹盆和二人抬物纹盆

    1994年文物考古工作者扩大了对原遗址的勘探发掘,所涉及的团结村、班多村和卡力岗村地区,当地群众称为宗日,即人群聚集的地方,为尊重当地群众的习惯,考古学者将兔儿滩遗址定名为宗日遗址。
   考古学者选择了团结村西的一条大沙沟东西的第一台地作为发掘点,从6月底进驻到 10月初撤出,共清理墓葬80座,出土文物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等共计2571件。此次发掘,虽然不乏半山类型的彩陶,但大量的夹砂彩陶使大家对宗日遗址呈的文化性质惊喜不已。
    为进一步揭示宗日文化性质,1995年4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生活区进行了探方发掘,有了惊人的发现。
    考古工作者在第二台地和第四台地前沿共开凿5米×5米探方31个,清理了一些墓葬及灰坑,出土了包括骨叉、细石器、陶埙等在内的大量文物。1995年和1996年,在大沙沟西侧卡力岗村农田前沿的空地清理中,发现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国宝之冠”的舞蹈纹盆及二人抬纹盆。
    舞蹈纹盆出土于宗日遗址159号墓,器物高12.5厘米,口径22.8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9.9厘米,在橙红色泥胎上用黑彩描绘出精美的图案;较窄的口沿上画有成组的弧线三角纹和短斜线纹,显得匀称、自然;夕腹绘有稍粗的四道弦纹,简明流畅;最让人赞叹的是内壁上部,两组舞蹈人像,分别为11人和13人,头饰较宽大,下着裙装,手拉手,一幅活生生的集体舞蹈画面,古朴中透着灵动,隐隐弥漫出中原古文化的神韵。总体上看,这件陶器造型别致,质地细腻,表面光亮,体现了精湛的制作技术,尤其在绘画上,运笔娴熟,图案疏密得当,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极富艺术感染力,达到了古代彩绘艺术的极高境界,令人叹为观止,称之为稀世珍宝当之无愧。
    “二人抬纹盆”发现于192号墓葬,通高11.3厘米,口径24.2厘米,底径9.7厘米,唇彩为斜线三角纹,外彩为三线纽结纹,这些都是马家窑类型彩陶盆上的流行纹饰。内彩绘在中腹以上部位,主题纹饰为四组对称的双人抬物图案,间以横、竖粗细条纹组成的辅助图案,上下两端分别以一道和五道弦纹界定,构成一幅四方对称,两方连作,优美和谐的完美画面。彩陶盆二人抬物图案,作者以圆点表示人的头部,粗线描绘人的躯干,细线表现人时四肢,两人相向分腿而立,腰背微屈,双手共抬一个硕大的圆形物体,寥寥几笔,就把两人着力抬起重物的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
    在遗址14分号灰坑中,出土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首先发现的一件骨叉,骨叉通长 25.7厘米,由把部和叉头两部分组成。把部长17.4厘米,宽1.1-1.8厘米,端部有齿形装饰,叉头宽2-2.6厘米,长9厘米,专家认为应是当时人们进食的餐具。骨叉的发现,至少说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制造使用骨叉一类餐具进食的本领。这说明刀叉一类所谓“西式”餐具,并非西方人所特有。同时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宗日人生活资源的多样性。
    1996年底,宗日遗址发掘工作进入尾声,共发掘墓葬341座,探方31个,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出土文物23000余件(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宗日文化是独特的文化形态吗

    整理出土文物的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了与其它新石器文物遗址不同的一面:乳白色夹砂陶上绘以黑红色彩绘,纹饰有鸟纹、变形鸟纹、竖线折线纹、连续折线纹、三角纹等,部分器物颈部、肩部和腹部饰附加纹,另外,还有不少特殊符号,如“米”、“北”、“●”“〕〔”等,这个墓地不论是人架葬式,还是器物组合,器形与纹饰等方面与青海本省其它地区发现的同类墓地有很大的差异,有强烈的地域特点,尤其是在瓮、壶、罐、碗等粗陶彩绘上的体现最为突出。类似这一文化的遗址,在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贵德县等地均有发现,分布范围较广,根据地层关系,该遗址早于齐家文化,据陶器形态纹饰比较,则与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关系较为密切,年代应相去不远。
    进一步研究中,从泥质红陶双大耳罐、高领罐以及瓮棺葬的特征,可以确定宗日遗址经历过一个齐家文化时期,同时从马家窑彩陶壶、瓮、盆,半山如彩陶壶、罐等的发现,说明宗日遗址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这种共存的现象说明了几种文化相互影响、交替发展的时代背景。必须指出的是,遗址中从早到晚,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化因素,并且时代愈晚,这种新的文化因素越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与甘青地区其它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同类衣物具有明显差异。文物考古学者认定,以宗日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文化遗存是具有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时期,有着自己独特器物群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学者将这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宗日文化。
    宗日文化类型的确定,为进一步研究青海土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宗日文化的独特属性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地区远古文化的面貌,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大空白。而宗日出土的器物之精美、丰富,更可称之为奇迹。

   先羌文化与羌人

    宗日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大面积的氏族公共墓地上。在整个墓地当中,除人为扰乱造成的人骨破碎零乱、分辨不清个体数目的墓葬外,有墓葬215座,其中,单人葬194座,约占90%;二人合葬14座,约占7%,三人以上葬3座,不足2%。可见宗日基地中,单人葬为主要埋葬方式。这说明,宗日先民遵循母系氏族的外婚制,男子结婚后到女方的氏族中生活,而在死后仍要归葬在自己出生的氏族墓地里。在每座墓葬里,有着数量大体相近的随葬品,这无疑是出于古人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人死后,还和生前一样地生活着,所以给死者随葬一些生前生产、生活所需的东西。随葬品中以取水蒸煮、盛置和饮食等成套的陶制生活用具居多,也有少量的装饰品或生产工具。各个墓葬中的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大体相同,一般没有明显的差别,这说明当时私有制还没有出现。不过有些女性墓的随葬品比男子的多,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之高。宗日文化的墓葬习俗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情况。而大量的房址遗迹、窖穴、灰坑,集生产、生活所用石器、骨器、陶器、细石器以及动物骨骼为一体,再现了当时人们农牧业和狩猎经济并举的定居生活情景。
    当时人们时而在树林里采集野果,挖掘块根;时而在河边捕捉小动物,围攻老弱的大兽。生活虽然艰苦,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他们还是顽强地生活着,勇敢地迎接着大自然的挑战。
白天,青壮年男子主动到较远的地方采集和打猎,去碰一下运气,妇女和老人则留在营地里,一边照顾幼小,一面到附近采集食物,可以说,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与人和睦共处,都有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在劳动中尽力而为,同享劳动果实。
    入夜,人们回到营地,将食物储藏在窖穴里,老人点燃房中的火坑,用陶瓮烹制食物。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人们便聚拢起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跳起欢乐的圆圈舞,祈祷上天给予的富足。
   《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关之西南,成为西羌族”。
   《史记·五帝本纪》载:“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古代将黄河源头到青海贵德一带统称为“赐支河”等等。
   这一切无疑证明,宗日文化是先羌文化和羌人文化,宗日人就是最早的先羌人或羌人。

   由宗日文化破解西主母之谜

    贯穿东西的尕日干古水渠(藏语意为“大渠”),自沙拉起,经和日滩至黄河沿,通过古黄河渡槽